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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】城市化之殇  

2011-12-24 13:32:58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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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化之殇

——英国“圈地运动”与中国城市化,到底谁才是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运动”?

文∕艾伦

说起英国“圈地运动”,只要是受过正统教育的中国人都马上能想到它前面的修饰词是“羊吃人”。于是,那种驱赶农民,强占土地的“血腥和暴力”便会浮现眼前。本想将“圈地运动”的概念做以解释,结果发现能够引用的只有“14、15世纪”。因为其实,“圈地运动”的真相并非教科书上所教的那样。

 从时间上看,可以称为圈地运动的土地集中从13世纪就开始,到1876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禁止圈地终止,跨越600多年;从类型上看,也是五花八门,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:

第一阶段是,小块零散土地的集中。英国中世纪的时候形成一种敞田制,就是地的肥瘦、远近、干湿都不同,为了公平分配,给农户一小块肥的、一小块瘦的、一小块远的、一小块近的,于是农户有几块小土地,但并不连在一起,而是散落在各个地方,和别的农户的土地混在一起,这样的“条田”当然不利于农民耕种,于是农民自发自愿的进行调换,以使自己的土地集中方便作业。这就像两对买差了票的情侣,上了火车后要相互调换座位一样,平等协商,互利双赢。

第二阶段是,对公荒地的圈占。当土地紧缺时,大家就打上了类似于无主的公地和荒地的主意。这就类似于在农村经常看到的,在荒废的坎坡上,渠岸上垦荒作业;挨着田间道路的两个农户为了多种粮食,破路为耕,路变得比以前窄了。这其中产生的唯一的不和谐因素就是,少占的可能会嫉妒羡慕恨多占的而已。

以上两种“圈地”的行为,纯属农户之间的自愿协商,或小农意识的贪婪而已,没有牵扯到政府行为。

真正有政府行为出现是在第三个阶段:议会“圈地”。君主立宪后,英国的王权和领主权都衰落了,议会成了最高权力机构。于是议会制订了圈地的法律,这个法律就接近现代意义的法律了。就是想“圈地”,那么按国家(而不是王室和领主)的法律来。这时候英国才是第一次出现了有政府背景的“圈地”。但20世纪的研究普遍认为,“议会圈地的规模和效用并不大”。

第四阶段是,打破租约的“圈地”。英国的市场经济兴起之前,村社中是领主有地——农民租地的形式,这种形式约定俗成,形成了事实上的佃户长期固定的使用土地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,这种旧的租约受到了“价高者得”的冲击,有人(比如要养羊的)愿意掏更多地租,地主也乐意租给他们。但是原来的佃户不答应,于是就出现了被暴力驱赶的情形。所谓“羊吃人”的“血腥暴力”,仅仅是适用于这种打破租约的圈地。当然其中暴力的范围和程度也没有我们通常讲的那么严重,得另当别论。其实按市场经济的理性而言,“价高者得”的所谓“羊吃人”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。

通过以上四种事实分析,英国“圈地运动”的真相逐渐明晰:一,基本不存在侵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。二,也不存在侵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。可见,英国的“圈地运动既非“田园诗”也非“地狱曲”。

在此还须申明一点的是,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24章“所谓原始积累”中确实用了较大的篇幅对圈地运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。然而其目的是用“圈地运动”来批判资本主义之前那个阶段的“原始积累”而已。这本身跟后来的“资本主义”无关,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资本主义原始积累”是个假命题,况且,马克思本人根本就没提过“资本主义原始积累”这一概念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罪恶仅仅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。因而马克思其实并不认为“圈地运动”是“羊(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)吃人”。而且从事实来看,“圈地运动”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穷凶极恶,并不存在“羊吃人”的现象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实行“土地剪刀差”,农民土地虽然是“集体所有”,但实际上村集体不具有买卖权,只能由政府定价,政府征用、征购农民土地之后,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、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“剪刀差”,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,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、转让、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,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富豪。城市居民通过购买房地产,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,有的还随着土地的升值获得了财富的增长。实际上,地方政府和企业,一直到购买地产的城市居民,正是利用这一“剪刀差”制度,分享了农民土地的商业价值。这种做法以很低的代价和很高的效率促进了快速城市化。

然而,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,政府从中赚取的土地差价越来越大,“土地财政”已经为各级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,但由此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因素。在政府和农民处于市场不平等地位的前提下,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,土地价值日益攀升,农民的利益却没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同步增长,反而受到了严重损害。

近年来,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些做法。各地以“大跃进”式的热情疯狂流转土地面积。仅以嘉兴和昆山为例就可窥见一斑。嘉兴的目标是,力争到2012年,嘉兴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,实现向城镇和中心村聚集,流转土地面积100万亩以上。昆山流转入股土地面积20.59万亩,占现有耕地面积的81.8﹪,可谓“成绩骄人”。

然而,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陆续出现的问题,同样“可观”。各地土地流转案例中,以德阳市为例,签订规范合同的仅占10.1﹪;签订不规范合同的占7.2﹪;不签合同的占82.7﹪。而且签订的合同内容不完善,租金约定不合理,受利益驱动单方毁约的,使尊重民意,依法、有偿、自愿流于形式和空话。更严重的是,一些承租方在租赁农地后,擅自改变土地性质,开矿、建厂甚至用于房地产开发,此种“黑色流转”对保护耕地和农民利益危害巨大。

在农民的“一亩三分地”相继“失守”之后,某些地方政府充满利欲的目光又盯上了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宅基地。近几年,多省市强行撤村圈地运动搞得如火如荼,大发土地财,农民陆续失去宅基地。随着宅基地的消失,人们逐渐没有了故乡的感觉。这种情感上的被剥夺感让人迷茫恐慌,伤人至深。

一场让农民“上楼”的行动,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。拆村并居,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,无数农民正在“被上楼”。据说我国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。各地目标相同: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,用增加的耕地,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。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,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。记者调查发现,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、“曲解”,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。这种做法违背农民意愿,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。进而逐渐演变为一场真正的“圈地运动”。

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,被权力和资本“合谋”瓜分。农民则成了一无所有的“被新农村”,“被新生活”的“幸福群体”。专家指出“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,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,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,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”。

在河北廊坊,2006年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,如今已成一片废墟,大片新修的村居在铲车下倒塌,刚修好的“村村通”水泥路被铲平。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,1249个村,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。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,搬迁到“社区小区”。如今,像诸城这样的“拆村并居”,正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。

这场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称作“古今中外,史无前例”的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,“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”,如不有效遏制,“恐怕要出大事”。然而说归说,各地规模浩大的撤村并居风潮依然刮得猛烈。各地各级政府打着各种旗号,美其名曰“城乡统筹”、“新农村建设”、“旧村改造”、“小城镇化”等等。还有一个铁打不动的借口,就是为了发展。

各地的具体措施也极具创意,诸如“村改社”、“宅基地换房”、“土地换社保”等等。例如杭州等地出现了用全产权“农民公寓”换取农民宅基地;成都温江区实施的让农民变市民的“三保障,两放弃”,这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变换,即农民以承包土地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保,以宅基地换城市的住宅。

事实上,城市化很可能是一个陷阱。失地的伤痛将在他们后代中蔓延。无论城市化的美景有多么诱人,农民与土地天然的权属关系一旦被解除,一个沿袭千年的传统农业“上层建筑”必将面临崩塌。唇亡齿寒的滋味也只有失地农民自己去承受。而眼前最迫切的生活、生产方式的转变,生活成本的增加成为摆在失地农民面前最现实的问题。

两相比较,高下立判。其实非要搞清谁才是真正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运动”意义不大。而真正有意义的是,我们要从英国“圈地运动”中汲取有益的借鉴:“圈地”为发展未必是真理。即便是一些合乎政策合乎法律的举措,只要伤害了农民的利益,那都是不可取的倒行逆施,必将受到历史的唾弃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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